如该奴隶已被转让，则在付给让受人以该金额后，亦即取得自由。
[13] （美）道格拉斯·诺思、罗伯斯·托马斯著，厉以平、蔡磊译：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，第129页，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。另外，整地治畦、灭草保墒、播种均苗、中耕除草等一系列耕作技术得到更好的使用，施肥不仅用人粪，而且知道用绿肥，这些都为粮食增产提供了新的方法。
颁行不久就暂缓实行，次年政府部门又奏请重新统筹编纂，其实是束之高阁。最基本的因素也许可说是由于意大利财富的增加，而意大利财富的增加，一是由于她垄断了西欧与东方的贸易。不仅要惩治对权利的侵害，也要惩治对道德的危害。[42]这就和严刑峻法脱不了干系了，虽然他说刑重了老百姓就不敢以身试法，从而明刑不戮，似乎还对老百姓有好处，但实际上老百姓犯法与刑重与否并没有多少干连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环境，何况在重刑的总要求下，法酷吏暴是不可避免的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向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与时俱进，具有日益增长的势头，商业的发展促成了许多工商业都市的形成，贸易往来也向越来越广大的区域拓展。
封建制生产方式下主要产生的是封建领主的特权。[52] （美）乔·萨托利著，冯克利、阎克文译：《民主新论》，第459页，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。司马迁在区分本富和末富时，实际上在延用中国传统中关于本业和末业的划分，本业指农牧业，是国民经济的根本。
我们前面说到，产权关系未必始于商品交换，在原始社会时期，当人们把自己的劳动或意志体现于自然物中，就形成了最初的产权关系。我们前面提到，讼是以货财相告者，属于民事纠纷，这里的大讼、小讼，均指这种与权利有关的民事纠纷，在市场内就解决了，根本用不着上衙门（法院、法庭）。[63]这个范围很广，诸如经商铺面和地界的划定，对商品质量的检查，对违禁物的查处，保证流通商品的充足，对计量和物价的监督，用合同来防止商业纠纷的发生，禁止假冒伪劣，用刑罚来震慑市场中可能出现的强暴者和偷盗者，财政税收部门（泉府）负责市场征税、调济商品余缺、管理货物赊贷等。对于这些权利，人们或许会问，中国的礼中有表现吗？我们明确地回答：有!这些权利在礼中的表现，主要体现在《周礼》中，《周礼》又称《周官》，是中国古代各种官制的总汇，在明确各种官位的设置时，也明确了各种官职的管辖范围和职责。
这里可见满满的消费者权利。为私的都是物质利益，而不讲精神追求。
圣人之学日远日晦，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。后一条伙同他人盗自己亲属的财物，则处罚加重。布帛精粗不中数，幅广狭不中量，不粥于市。在另一方面，商品交换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，[55]也反作用于产权的私有化。
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![10]这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了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由此其选也。再再其次是命令人们怎么做。[20]在义与利问题上最为极端的恐怕要数孟子，他是耻言利的代表，当梁惠王问他：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[21]他直接怼回去：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
其实，中国古代的宗法关系在亲亲、尊尊的总体要求下，更强调义务、责任、奉献、牺牲，更漠视权利、自我、利己、排他。现代义的权利放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指利益、财富、赢利等，这样的权利古人怎么看呢？说得最有深度也许要算荀子，他认为：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
所谓主动性，是指全力以赴地为实现利益而行动。关于生命财产的部分，是《唐律疏议》关注的另一重大方面，甚至可以说，除了道德伦理部分，就是生命财产部分，亦即权利关系部分。
一开始贤良文学一方就说：窃闻治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道德之端，抑末利而开仁义，毋示以利，然后教化可兴，而风俗可移也。[71] （汉）郑玄注，（唐）贾公彦疏：《周礼注疏》第398—399页。地官》中有司市一职，主管市场的经营管理和纠纷解决，我们就主要通过它来了解那些对立的、排他的权利。欲虽不可以去，求可节也。是公有亦或私有，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生产方式，如这些财产是人们共同使用共同劳动的成果，则为公有。不足的是，它未曾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这一经济基础联系起来，这一经济基础是与商品货币关系已经存在、阶级分化已经发生、国家已经出现的大氛围并存的，因此，它不是血缘关系的简单递延，更不是政治和法律制度与血缘关系的单向度牵连，而是一个混杂着血缘、经济、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伦理、甚至还有权利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关系。
[35] 以上两段李觏的话均转引自萧公权著：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第299页。五变通……再讲利，亦有多义，一作锋利、锐利解。
当此之时，诸侯莫能以德，而争于公利，故以权相倾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
在我们的论证中，已经明确这种对立的、排他的权利与商品交换密切相关，在商品经济中会有更多的表现。3、商品经济带有强烈的私人性质，这种经济形式将带来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。
可见财产（权利）关系相比于宗法关系是被忽略了或被稀释了。但是，这种公利私利的区分还是存在问题，如果一种利并不违背义（道德），不损害义（道德），但只是满足个人需要的，这是公利还是私利呢？以义为标准，这算公利。欲可言乎？曰：欲者人之情，曷为不可言。[27]仅从这两段话来看，御史大夫一方更有说服力一些。
地官主管民之教养，主要就是教导人们如何生产生活，这就涉及到人们大量的利益和权利，这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只以最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关的土地使用而言：以土宜之法，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，以相民宅，而知其利害，以阜人民，以蕃鸟兽，以毓草木，以任土事。[5]应该说，rights一词的出现，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来的，有它自身的历史原因，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。
又如杂律399：负债违契不偿规定：诸负债，违契不偿，一疋以上，违二十日笞二十，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杖六十。最糟糕的是从人们手中把它夺取过来。
这里看重的不是财物本身，看重的是宗法关系，伙同他人盗自己家里的财物，性质变了，这不只是单纯的偷盗，更是对宗法关系的反叛与破坏，所以要加重处罚。在古代，权利通常是分开使用的，两字联用时，也是分指两义。
看到这里，不禁要喊：伟大的司马迁!接下来司马迁历数了各国各地、各行各业、各式各样追逐权利的情况，而后总结道：故曰：‘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[25]义利之辨在西汉有一次大的争论，集中体现在《盐铁论》中，双方各执一端，相互辩难，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各自的观点，我们尽可能简略地录之于下。但这并不表明孟子对一般的利益实现也持否定的态度，他在说到民无恒产无恒心时，指出：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是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
[48]黑格尔或许担心人们难以理解他的意思，进一步作了说明：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，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，这一方面则构成占有的真实而合法的因素，即构成所有权的规定。[32]陆九渊也说：凡欲为学，当先学义利公私之辨。
[70] 参见市刑、小刑宪罚，中刑徇罚，大刑扑罚，其附于刑者，归于士。总之，司马迁对那些靠本事而非歪门斜道致富（或获取权利）的人是心怀敬意的，他说：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，尽椎埋去就，与时俯仰，获其赢利，以末致财，用本守之，以武一切，用文持之，变化有概，故足术也。
当然，市场交易中难免会有权利纠纷，对于这种情况，市师莅焉，而听大治大讼。由此可见，从孟子到宋明理学，都没有把人们正常的利益需求看作是利或权利，只是把那些过多过盛的、主观意愿的利益追求看成利或权利，是必须反对的。